王彦博（上）和王茂莎（下）前往普查的路上。

　　年龄最小的“王同学”：千里奔赴，只因热爱

　　我叫王彦博，甘肃敦煌人，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对文物、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旅游管理专业毕业考研时，我便坚定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学考古的确有些“小众”，我所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博系，学历史的72人，考古的仅5人，我就是那其中的五分之一。但我知道，选择热爱比选择热门更重要。
　　2023年6月毕业之际，我同时考上了敦煌文物局事业编岗位和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研究岗位。一边是离家近的稳定工作，一边是我热爱和追寻的石窟考古梦想，最终，我选择了千里之外的大足石刻研究院。
　　与学校“快”节奏的学习不同，在基层从事文物工作，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慢”。
　　学校学习考古理论及方法是一个系统又全面的过程，想要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对种类庞杂且历史悠久的文物实体进行广域性的了解，跨度相对比较大，学习节奏自然也就要快些。
　　而真正来到基层，实打实地接触文物后，我那急于求成的性格最初还有些许不习惯。
　　初入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领导安排我到宝顶山景区熟悉业务，从讲解工作做起。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景区，看到石刻的第一眼，那种饱满、立体呈现带来的震撼观感至今难忘，哪怕我早已在书本里“与它相识”。
　　去年9月到今年4月，我这个“文物新兵”在讲解员的岗位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充实，对大足石刻的了解也更加深入。
　　5月，我有幸进入大足区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小组，成了“四普”专班里最年轻的队员。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物普查工作是全国文物工作者的一次盛会，对于我这种刚毕业就能参加文物普查工作的新人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工作经历。
　　受单位推荐，正式开展普查前，我还去成都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西南片区的培训。培训过程中，我对文物普查的普查对象、著录标准、信息采集规范、数据处理规范和工作流程进行了系统性的学习，这为后续的普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物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它们的源头在哪里……紧接着是实地调查阶段，这对学考古的人来说是最幸福的事。虽然野外工作很辛苦，但乐趣也是无穷的，山川田野，高坡荆棘，用脚步走近文物，直观了解它们的现状，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中敖镇明月村一个破旧整洁的寺庙，一位老人没有工资，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这里。从山下爬到山顶，走一遍我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但他日复一日执著着自己的坚持。老人质朴纯净的精神力量深深触动了我。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发现，清代墓葬的数量相当多，几乎每个村都有，拜台、牌楼的雕刻也十分精美。通过古墓，我们可以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四普”路上的乐趣远不止于此。天气炎热，我们每天8点多出发，出一身汗，感觉身体无比畅快；普查路上，我们三五成群，有同龄的小伙伴，也有经验老到的前辈，大家欢乐无比；普查路上，我们用镰刀砍杂草，在山路上与蛇狭路相逢，在水库划船去给文物定位……
　　经历了3个月的野外实地调查后，我们目前转战到室内的整理工作中。8月底，我们又将重新启程，奔赴田野乡村。

90后女孩王茂莎：奔赴田野追星光

　　8月7日，龙石镇文物普查工作的结束，大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实地调查工作暂告一段落。我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查漏补缺，把手头的绘图工作再做详实一些。
　　我叫王茂莎，艺术设计专业，之前做过展览设计。我不是大足人，印象中小时候看过大足石刻，没想到机缘巧合于2021年11月进入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不仅深深喜欢上了大足石刻，也意识到大足石刻保护、传承和利用的重要意义。
　　2022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参与到了田野考古。那是在由浙江大学承办的“石窟寺田野考古和考古报告编写研修班”上，我的老师李志荣，一位长期奔走在田野的工作者，她告诉我们：“很多工作可以在室内进行，前人也给我们留下内容丰富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还要走向田野？就是为了用我们的眼睛去看一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用我们的脚去走一走前人走过的路。”
　　她的话，让我对“走向田野”有了期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我来说是一项超级浪漫、超级酷的工作。
　　我主要负责野外拍摄、绘图，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文物普查工作，一直以为要普查的文物也如宝顶山石刻和北山石刻那般保存得很好。但在实地普查工作中，从规模小一点的兴隆庵摩崖造像，到保存尚好并且还有人居住的徐家大院，也走过仅为一块狭窄石板但至今仍然用于生活生产的悠远桥……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国宝穿越时空就存在我们身边，他们一直都在见证这片土地上真实且鲜活灿烂的日子。而我的使命就是看见它们、记录它们，看似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记得7月初，我和队员来到高坪镇瓦店村，当天要走访的文物点比较多，李家坡黄氏墓群就是其中之一。
　　那几天特别热，我们穿着长袖长裤，还扛着相机、无人机、砍刀等工具，没走几步，全身上下便被汗水打湿。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处山湾，四周满是树木和杂草，看不到前方的路，更别说李家坡黄氏墓群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村民一时间也只记得大概位置。会不会李家坡黄氏墓群就在这里，只是被肆意疯长的杂草掩盖住了？于是，我和队员挥舞起砍刀，清除附近土坡上的杂草和树枝，耗时近一个小时，依然毫无所获。
　　会不会就在前面一点？就在我挥着砍刀向前面“挺进”的时候，队长决定为了不耽误后面的行程，先放弃寻找李家坡黄氏墓群，按照计划，我们前往了下一处文物点。临走时，我默默回头，内心有一种不甘。
　　过了一天，瓦店村的所有文物点我们都走访了，只剩下李家坡黄氏墓群了。为了找到这处文物，我们这次做足了准备，不仅增加了队员，还请来好几个熟悉村里情况的村民。此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太阳炙烤着大地，阳光透过树木倾泻而下，照在皮肤上火辣辣的疼。我们再次来到那处山湾，对于文物的具体地点，几个老乡说法不一，有老乡提出还要往山湾下的一条小路去。于是，我们穿过小路，终于找到了长满杂草的李家坡黄氏墓群。那一刻，我激动得手舞足蹈。
　　定位、拍照、测量、比对……我们认真做好野外实地调查的每一项工作。丹凤山罗氏墓群是一个遍布山坡的家族墓群，点散且障碍多，第一组组长邓启兵说：“既然来了就要做好，不要留遗憾，或许很多年以后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他们就不存在了，今天我们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以后五普六普的珍贵资料。”
　　让我对文物普查工作的紧迫性有直观认识的，是在对中敖镇水下文物的普查工作中。
　　那天，带路的人是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船长，船行到中敖水库中央时，他坚定地说：“张家湾墓群就是这个位置！”
　　船长从小住在附近，他对这块区域各个点的位置知晓得非常清楚，对他来说可能只是走过无数遍回家和工作路上形成的肌肉记忆，但却是文物依旧在这里的印迹。
　　因为修建上游水库，像张家湾墓群这样被淹没在水下的文物在长源村有好几处，包括十王殿墓群、狮子崖坡墓地、三宝寺摩崖造像、杨家坟山坡墓群等。
　　船长的话语间透露出他对文物保护的迫切渴望。原来不光是我们专班的工作人员，还有村上的文化专干、义务文保员、老乡，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去感知、去见证文物与各自生命的真实。
　　如果说野外实地调查工作需要良好的体能，那么室内的整理工作则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为了保证文物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我们往往需要反复核对细节和数据，根据数据再绘图，画一处勾销一处，后期整理绘图工作坚决“不拖账”。
　　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二阶段的实地调查已经进行了3个多月，艺术设计专业的底子在这项工作中给我很好的助力，文物点位置示意图和平面、立面示意图绘制，是每天内业工作的关键部分，从最开始20分钟到现在平均5分钟1张也是工作不“欠账”的前提，3个月171张图纸，是我美好的工作日志。
　　与此同时，在普查过程中遇到喜欢的造像，我也会进行一些创意速写、扁平风插画，这是我记住它们的一种方式，也希望成为传播它们的一种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三普”，这次普查中运用的数字化登录系统和数字化测量，减轻了现场工作量，也让数据更准确。更重要的是，这些通过数字化保存下来的资料，能让这些散落在大地的星星跑赢时光的侵蚀，实现永续储存与无限发展。
　　我将利用好设计专业的优势，认真记录下这些真实的存在，以饱满的热情，认真、踏实地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再将这些宝贵的资料运用于考古、保护、美学、教育，让文物历久弥新，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只有知道我们的文化起于哪里，才能知道我们的脚步该走向哪里。

记者 毛双 何美林 张玮 实习生 宾振宇 姜好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