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元，山东省蓬莱市人，194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1948年，在家乡蓬莱从事革命工作。1948年7月—1949年10月，参加华东支前工作。1949年11月，参加西南服务团来四川省，先后在江北县、江津地委、璧山县等地工作。1964年5月，任中共大足县委书记。
　　1964年5月，王伯元调任大足县委书记。他不但自己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而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加强学习。

带头学习理论及时纠正“四清”
　　一是集中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四篇哲学著作，从而不断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克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二是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王伯元作《实现领导革命化》的报告，号召学习毛主席的《组织起来》《为人民服务》《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要求做好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工作。三是号召全县各级干部认真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学习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品质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
　　1964年10月，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江津地委指示，大足县组成以县委书记王伯元为分团长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分团，赴江北县参加社教运动。12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整顿机关，解决领导核心问题。会议揭发县委常委和县人委领导成员中的右倾思想和“四不清”（政治不清、经济不清、组织不清、思想不清）问题，并揭发批判“四不清”的重点单位及重点人物。会后，县委决定在全县城镇分批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时称“大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四清”运动，主要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解决领导核心的“四不清”问题。同时把农村各级领导干部也纳入此次“四清”运动中，打击面宽，批判严厉，挫伤了一批基层干部的积极性。随后，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农村社教中的有关指示（时称“二十三条”），召开县区社三级干部会。通过学习，基本消除了干部的思想顾虑和紧张情绪。贯彻“二十三条”后，县委对“四清”工作中揭发出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纠正了社教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差，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干部，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大力建设川汽厂科学种田兴农业
　　1965年7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主要贯彻中央“以粮为纲，多种经营”的方针，研究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9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研究部署小春生产、农田水利建设、改土、多种经营和植树造林等工作，王伯元作报告，地委书记崔大田到会作重要讲话，与会人员还参加植树活动。
　　年底，为支援国家三线建设，支持在我县双路公社龙兴大队建设四川汽车制造厂。县委、县人委建立支援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帮助工厂抓基本建设，组织地方材料的生产供应，保证建厂需要。并发动机关、场镇居民腾让房屋8000多平方米给工厂使用，且分期分批抽调民工3500余人，到工地突击修公路、建房屋，供应砖瓦165万匹。
　　1966年1月，王伯元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大足县农业发展问题。一是农业本身，要走大寨之路，依靠党的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吃大苦，耐大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农业生产上，要有革命干劲，实行科学种田，树立雄心壮志。其重点：要有规划，使人们有理想，有奋斗目标；要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抓住重点；要大抓样板，大树典型，以点带面；要做人的工作，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要大抓多种经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以厂带社，厂社结合。
　　在县第三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王伯元号召全县贯彻执行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发扬大寨精神，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谦虚谨慎，增强团结，艰苦奋斗，夺取农业丰收，确保各项任务的完成。
　　在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王伯元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展以改田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开展为革命种田、科学种田的比学赶帮运动，争取农业增产增收》的报告。

经历“文化大革命”强行被逼险罢官
　　1966年6月，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召开区、局负责人会议，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进行部署。王伯元代表县委表态，希望揭发县委领导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县委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县里召开各层次会议，发动群众提意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开始。
　　当时，大足县“文化大革命”与全国各地大致一样，开始时比较正规，按中央要求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但在后来由于从上到下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在开展“大鸣大放大揭发”“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尤其是在大破资产阶级“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出现许多“左”的行为，形成是非不分的混乱局面，成立的许多群众组织闹派性、搞武斗。因此，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能称为革命，实际上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大足与全国一样，也深受其害，应当彻底否定。如次年1月初，大足城关地区群众在大操坝召开首次批斗大会，猛烈批判王伯元等县委主要领导人“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下旬，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夺权的影响下，造反组织将县委书记王伯元、副书记李培传逼去永川，强行要求江津地委“签字”（未签）罢他们的官。从此，县委、县人委及全县党政机关基本陷入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接受批判。这期间，虽然党组织生活被迫停止，但大多数党员、干部以及工人、农民仍在各自的生产、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尽力搞好工农业人民过上新生活
　　1971年12月，中共四川省委批复同意王伯元为中共大足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翌年1月，县第四次党代会召开，选举傅封璞（军人）为县委第一书记，王伯元、辛树彬（军人）、李培传为书记。
　　随即，县委召开各大组组长会议，王伯元传达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和军分区扩大会议精神，学习贯彻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中发（72）4号文件和批判《“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
　　在县委、县人武部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王伯元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到会同志经过学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并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认识大搞清理“五一六”“三老会”的错误，决心以批林整风为中心，搞好整党建党，落实政策，狠抓工农业生产。之后，县委书记王伯元力主在各领域各行业进行恢复、整顿，尽力搞好工农业生产，让大足人民过上较为幸福的生活。
　　1974年1月，王伯元兼任大足县革委主任，免去傅封璞县委第一书记、县革委主任职务。这样，王伯元全面负责县委、县革委的工作。他于3月主持召开县委、县革委常委会议，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重点解决两委班子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今后工作提出意见：一是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二是坚决纠正“批清”错误,落实党的政策；三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发挥各级革委会的作用；四是注意总结经验，加强团结；五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11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之后，我县又开启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各项工作逐歩走上正轨，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12月初，王伯元调江津地区工作。

记者 胡才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