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赵庆提建“特支”开展农民运动  仅存一年多的中共大足县支部委员会,由于“择师罢课运动”的失败,张希铭撤往铜梁,其他党员撤离大足,支部工作群龙无首,陷入“瘫痪”。
 1929年底,赵庆提回大足组建中共大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并担任书记,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农民运动。
 1930年春,中共铜梁县委派曾任中共安岳县委书记的许岳来任大足特支秘书。此时,大足铁山坪人周司和也从成都(在成都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大足参加革命活动。大足特支也在此其间发展了一批党员,总计30余人。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特支下设县立初级中学、街坊工人、农村、军队4个支部。
 1930年5月,赵庆提带领一批先进分子,在大堡乡(今金山镇)王家湾组织发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鼓励农民团结起来打到土豪劣绅,翻身求解放,抗租、抗押、抗苛捐杂税,虽然只是星星之火,却有效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觉悟。
 为了壮大农民协会,赵庆提、白光辉(云路乡人)将云路乡的农民协会改为“云合会”,吸收店员、厨师、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参加。到当年底,特支在万古、雍溪等地组建了多个农民协会,不同程度开展了抗捐抗税、减租减息等斗争。
 1930年8月,遵照上级指示,大足特支被撤销,组建大足县行动委员会。“行委”仅存4个月,便遭遇反动当局“清剿”(后有专文记述)。2.中央局情报部批准建“特支”组织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华后,蒋介石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当时中共在四川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1936年7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情报部(前为上海特科)派特派员张晓峰到四川做国民党军队127师师长陈篱的统战工作,发展党的地方组织,这给大足重建党组织带来了契机。
 早在1935年春,大足平民邓耕丛听闻红军入川,便奔赴成都立志参加革命。由于思想进步,经受住了党组织考验,当年7月,张晓峰接收邓耕丛加入共产党。当月,邓耕丛在成都介绍大足人饶作宾(饶国梁之弟)入党,饶作宾又介绍铜梁人刘文化入党。张晓峰为了实施在四川腹心地带建立根据地和武装的计划,便派邓耕丛、饶作宾回大足发展党组织和建立农民武装。
 1936年8月,邓耕丛在大足发展王楚琴入党,恢复郑凌灿、梁洪、刘文哲的党组织关系,随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经张晓峰报请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情报部批准,建立中共大足特支委员会,刘文哲任书记,邓耕丛任组织委员兼与成都的联络员,王楚琴任宣传委员,梁洪、郑凌灿任委员。
 1937年3月,张晓峰到大足检查特支工作和贯彻中央统战工作方针。大足特支高举“抗战、团结、民主”旗帜,推动成立了大足县抗敌后援会、大足妇女抗敌后援会和“七八剧团”等抗日民众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中共中央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恐慌。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发出“皓电”,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1年1月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足特支转入隐蔽斗争,党的各级组织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组织形式。1945年上半年,党组织联系人杨署中、杨德培相继病故,中共大足地方党组织又一次与上级“失联”。3.刘子林重建“特支”迎解放  1948年9月,中共铜梁县工委派刘子林来大足开展党的工作,重建中共大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并任书记。
 离开铜梁前,工委向刘子林交代,大足几个老党员因贯彻“隐蔽”方针,失去了组织联系,要求设法找到,恢复联系。
 刘子林不辱使命,到大足后,深入农村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在大足土地上又一次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他的第一站就到国梁这个老基地,艰难地寻到了党员刘尚赤,了解到大足党员情况,找到在重庆保育院读书的同学饶有容,了解到其父亲饶作宾的情况,通过饶作宾了解到赵庆提的情况。
 当月下旬,刘子林到铜梁县向川东地区第四工委书记江伯言及老高(萧泽宽)汇报,老高表示,饶作宾我了解,组织关系已经联系上了,信得过。同时指示先接上赵庆提的组织关系。
 1948年12月,中共铜梁县委建立。当月,杨德进代表铜梁县委与刘子林一道,在国梁饶作宾家里,恢复了赵庆提的组织关系,并增补为中共大足特支委员。同时建立中共大足县国梁支部,赵庆提任书记。随后,赵庆提介绍了张列、邓耕丛、王楚琴、白辉光、梁洪几个老党员的情况。
 不久,江白言到大足,分别与几个老党员谈话,通过审查后恢复其组织关系。
 大足特支重建后,积极推动党组织发展,1949年8月,先后建立了国梁、县城、三驱三个特支,共辖8各支部,有党员90人,红色群众400多人,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启针锋相对的斗争,用行动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据了解,老党员刘子林至今健在,已95岁高龄,满头银发,精神矍铄,侃侃而谈。3月4日,他在万州区家中接受了大足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
记者 胡才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