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现场

吴荭

刘建军

夏朗云

张长虹

杨超杰

王剑平

孙晓峰

黎方银

霍魏

魏文斌

张春长

孙华

白彬

李志荣

李崇峰

罗文华

大足网讯（本报记者邓小强陈安林/文瞿波/图）在世界文化遗产中，中国石窟寺的数量约占世界同类文化遗产的63%。可以说，中国石窟寺既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物化资料，更是中国现存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的优秀中华文化依存在石窟寺中，石窟寺是中国人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教材。

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调研，并多次对全国石窟寺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要求对待石窟文物要坚持保护第一，在保护的基础上研究、利用好。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1月27日至28日，中国石窟寺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大足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考古研究机构的70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开展学术交流。
　　面对石窟寺考古事业黄金机遇期，如何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重任，进一步繁荣石窟寺考古事业，与会专家学者们聚焦现实问题，踊跃发言交流，提出了众多思考和观点。

聚焦石窟寺考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石窟寺的考古发端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时，西方列强的探险家和学者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对中国进行掠夺式考察，将以敦煌莫高窟文物为代表的大量文物带出中国。
　　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考察国内石窟寺。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人员开始有计划地全面展开石窟寺考古工作，在这一石窟寺考古学草创时期，实现了文物普查，重新发现了众多湮没已久的石窟寺地点。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石窟寺考古进入发展和繁荣时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维扫描、c14等技术的应用，石窟寺考古水平不断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裕群在主旨发言中回顾了这一历史，并指出当前我国石窟寺考古的一大短板：关于石窟寺的考古报告，尤其是大型石窟寺的考古报告编写还严重滞后，不能再沉醉于出版图录之类的事了。目前，国内一处石窟寺的资料完备的考古报告，除了日本学者出版的《云冈石窟》，仍然只有大足石刻研究院编写出版的《大足石刻全集》。
　　李裕群建议，加强石窟寺窟前建筑遗址、相关地面佛寺与石窟寺的关系研究；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了分期而分期的模式中，其理论和方法论都要再突破；加强石窟寺的分区研究，以及石窟寺的社会功能、图像与功德、信仰与仪式等问题；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三维扫描、c14等，目前大型石窟寺这方面的应用比较好，大部分中小型石窟情况堪忧”。
　　听了这番话，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李志荣表示赞同。她认为，当前石窟寺考古的基础调查不足，使得出版成果不足。接下来首当其冲的工作是对各个石窟寺的考古情况进行梳理，看看考古发现到了哪个程度，再完成细致考古和编写考古报告，“建议宗教考古专委会组织举办规范化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培训”。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魏文斌教授表示，当前面世的各类石窟寺考古报告，普遍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成果”。他同时建议，在明年迎来中国宗教考古一百周年之际，由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委会组织编写一部《石窟寺考古学史100年》。

聚焦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议题

　　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是梳理总结石窟寺考古成果，进行文物原始资料分享、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必要手段。
　　“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宿白先生一直强调，各地石窟寺的保管和研究单位的本职工作是做好各自石窟寺的正规记录，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整理出该石窟寺的考古报告。”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所谓的正规记录，就是考古学的全面记录，大体包括测绘记录、文字记录、影像记录、传统墨拓四部分。
　　李崇峰强调，“考古学全面记录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可以根据记录，在考古对象被破坏了的时候，能够进行复原。”
　　目前，国家已经计划推进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全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出版。李崇峰认为，开展这项工作，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尊重考古工作程序，即是一调查、二清理、三记录、四研究，不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的工作可以同步开展。李崇峰特别强调，“各地石窟寺进行保护维修时，一定要遵循‘考古先行’的原则。”
　　“我们这些人坐在这里开会的时候，那些石刻文物就在慢慢消亡，这是无可挽回的。”接过话茬，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感叹，做石窟寺考古报告，就是在与时间做对抗。
　　回顾历时16年主持编辑出版《大足石刻全集》的过程，黎方银再度感叹，“虽然当时对做这项工作面临的巨大的学术挑战和心理煎熬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其困难还是超出了预期。”突出的困难在于：石窟规模大、造像多、空间关系和崖面状况复杂，文物测绘工作量巨大。同时，稳定的专业队伍组建难度也大——幸好16年间，最初的8名成员一直坚守在团队，保持了人员的稳定性。
　　对规模庞大的文物进行测绘是最大难题。最初，研究人员采用传统手工测绘方式，进展缓慢，团队感到测绘工作遥遥无期，一度沮丧绝望。幸而赶上科技的突飞猛进，团队于2010年启用多基线数字近景摄影技术应用，又于2012年启用三维测绘技术应用，使得文物测绘速度显著加快。说到这里，黎方银专门提醒说：“考古专业人员在其中的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人能够将考古理论方法和现代技术紧密结合。”
　　说起新技术在考古方面的应用，浙江大学李志荣带来好消息。她介绍，通过文字数字化，为文物建立可以永久保存并可持续再现的详实档案，可以实现文物本体信息保全和保护。当前使用3d复制用于石窟寺考古，已经可以使其考古测量记录达到理想标志：一旦文物毁废可以就此重建。最近，她的团队运用3d复制技术，就将云冈石窟12窟的文物进行等比例复制，通过搭积木的方式在外地展出，震惊观众。

   聚焦石窟寺人才培养议题

“石窟寺考古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很突出。”与会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个现状。

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研究馆员孙晓峰对此感受深刻。在他看来，基层考古人才存在的现状是“缺、少、没有”，像麦积山这样的大型石窟研究机构是专业人才不够用；更小一些的石窟研究所专业人才很少；而在甘肃省县级以下几乎没有专业考古人才。“即便是天水麦积山这边在甘肃省内条件算好的地方，也很难招聘到专业考古人才，即使招来了，人才待两年又离开了。”孙晓峰感叹。
　　宗教考古工作任务艰巨繁重；基层科研机构所在地条件相对艰苦，年青一代的毕业生更倾向于在大城市生活；现有的事业单位考核激励机制限制，无法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与会专家谈到造成宗教考古人才匮乏的诸多原因。
　　当前，宗教考古人才的培养来源，主要是各大高校，以北大、川大为首的高校是如何开展考古人才培养的呢？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白彬教授介绍，川大考古学系每年录取对考古学有兴趣的5名本科生，对其实行“导师式”的专业指导。在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让他们积极参与到石窟的调查研究项目中，对他们进行相关学科理论、方法、技术和实践的系统培训。人才的田野作业能力的培养也是川大对石窟寺考古人才培养的重心，川大学生学位论文选题也常常和田野调查内容相锁定。接下来，川大还将开设考古培训班，专门训练一批能适应石窟寺考古需要的专业绘图人员。
　　“石窟寺考古人才的培养应当定位于研究生教育，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两个层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研习石窟寺考古的人应该首先具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知识，为了使本科生能够对石窟寺考古有一个基本认识，应该在本科生高年级开设宗教考古导论或石窟寺考古导论，作为石窟寺考古研究生专业的先修课。而石窟寺考古的研究生课程体系，除了作为考古学的“公开课”外，还有基础专业课、主干专业课、相关专题课。课程之外，要偏重石窟寺考古实习和编写考古报告的训练。
　　针对基层科研院所考古人员的培训效果突出。孙华说，我国石窟寺考古一线专业人才的培养，得益于1985年、1988年、2002年由北京大学先后联合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举办的三期石窟寺考古培训班，这些学员已经成为基层石窟寺考古的骨干力量。“接下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继续面向基层考古人员，举办高水平石窟寺考古培训班。”
　　西藏宗教考古在全国宗教考古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为了培养适合藏区考古需求的专业人才，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长虹建议，不只是各类民族院校，普通的高校考古专业也应针对藏族学生降低录取门槛，对实行定向招生培养，同时通过项目培养专家。
　　黎方银对“以项目育人”颇为认同。他举例，在历时八年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修复过程中，大足石刻研究院积极派遣自己的文保人员进入项目组，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了最新的文物修复技术，成长为本单位的文物保护的骨干。
　　黎方银也趁机拜托与会学者，帮忙宣传大足石刻研究院延揽考古人才的诚意和条件。“我们需要大量的专业研究人才，目前还有五六十个编制虚位以待，能够提供本地区最好的薪酬待遇，特别优秀的人才我们还通过一事一议给出特别丰厚的待遇，欢迎高校考古专业优秀毕业生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发展事业。”黎方银说。
　　在两天的研讨中，与会70余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学专委会的领导下，考古人员将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加快石窟寺考古研究进程，推出一批优秀考古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以石窟寺考古为载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做出考古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