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各界人士举行庆祝申遗成功游行。

　　2000年6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大足石刻颁发世界遗产证书。

各界人士踊跃捐款支持大足石刻申遗工作。

　　1997年6月，大足县召开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动员大会。

申报文本编写组正在讨论编写大纲。

　　1997年10月，原国家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处长、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顾问郭旃到大足指导申报工作。

　　1998年9月，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亨利·克利尔（中）和尤嘎·昭克赖特（左一）现场检查。

圣迹池清淤现场。

　　12月1日，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20年前的这一天，远在非洲的摩洛哥传来消息，当地时间上午11时45分，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一致同意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重庆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缘起 “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1980年2月的一天，在渝工作的加拿大语言学家斯徒尔特来到大足，邀请方是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这位改革开放后首位受邀参观大足石刻的外国人，被石刻之美震住了，在现场大声喊出：“这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
　　“金矿”的“含金量”有多高呢？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称，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石篆山、南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等为代表，现存5万多尊石刻造像，是晚唐至南宋时期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为壮丽辉煌的代表作，也是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最后丰碑。在此之后，世界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影响力的石窟造像。
　　在斯徒尔特来大足之前，这座“金矿”也曾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考察团来大足石刻考察，揭开了大足石刻科学考察的序幕。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1980年4月，大足石刻迎来了第二位受邀参观的外国学者——在四川外语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前身）任教的日本学者石川一成，大足石刻之美同样震撼了这位日本人。回到日本后，石川一成在《读卖新闻》《朋友》杂志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大足石刻的文章，盛赞其在石窟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大足开放初期日本游客比例最大的重要原因。宝顶山和北山，同年上半年获四川省政府批准为“非正式参观点”，下半年又获准为“正式开放参观点”。
　　1982年10月9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大足县（当时归属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其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认可。

发力 大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拉开
　　1986年，大足石刻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此前一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
　　1987年，郭相颖从相关文物专家口中第一次听到大足石刻已被列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名单的消息。同年12月，长城等获准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是什么？成为世界遗产有哪些好处？郭相颖开始有心收集有关资料，并向专家和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等请教申遗相关知识。
　　专家们的回答是，跻身《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需要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较高的保护、研究水平与成果，以及对保存文物有利的环境条件。
　　“大足石刻集中国石窟艺术之大成，申遗成功的可能性大，但研究人才和成果欠缺以及环境问题等，有可能成为申遗的‘拦路虎’。”郭相颖坦言。
　　上世纪90年代，重庆市政府成立“重庆市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市园林局、市环保局、市国土局、市文化局等市级部门和大足县政府相互配合，正式拉开申遗大幕。
　　为了给申报提供组织保障，重庆市编委批准大足县文管所更名为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由科级升格为处级，从而让大足石刻的管理机构职能基本健全。与此同时，组织开展了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整理工作，涌现出《大足石刻铭文录》《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研究文集》等学术著作，培养出以黎方银为代表的一批人才。
　　申遗工作加快推进，而文物区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申遗成败的关键。为此，郭相颖推动开展广泛宣传，让群众对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得到彻底整治。
　　当时，宝顶山周边环境很脏，圣迹池中的污水通过九龙浴太子出水口排出，远远就能闻到臭味。
　　清淤整治工程在1998年动工。“那年秋天，数百名工作人员一起清理池塘中的污泥。清理好后，还建了雨污分流系统。”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蒋思维回忆道。
　　除了清淤外，相关方面还对大足石刻景区内的部分生活建筑进行了拆迁，拆迁总面积达3.19万平方米；完成绿化面积10.46万平方米；新建或整治景区公路12公里。
　　多年持续不断的整治，让大足石刻景区面貌焕然一新。

成功 “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所有这一切的筹备中，还有一项举足轻重的工作——申报文本的编写。当年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包括遗产辨认、列入理由、描述、管理、影响遗产的因素、监测、文献等7个部分，由黎方银牵头负责编写。
　　1997年7月至12月，申报文本五易其稿，经国家文物局专家三次审核，终于定稿。但让黎方银等人始料未及的是，在1998年春节放假前两天，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收到了国家文物局发来的一摞英文传真。
　　“原来世界遗产委员会又提供了新的文本格式，这就意味着2/3的内容要重新进行编写。”黎方银说，那个春节，他和同事们一天都没有休息。
　　1998年3月14日，文本调整完成。3月15日和16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来渝主持召开专家论证会，文本在会上一次性通过，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8月9日，大足石刻在世界遗产中心成功注册。
　　事后，国家文物局把大足《文本》推荐为日后申报范本。1999年4月，《文本》荣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市府颁发了奖状和证书。在巴黎主席团会和摩洛哥全委会陈列案上，大足《文本》十分引人注目，与会代表争相阅读。
　　万事俱备，静候佳音。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作为申遗代表团一员，坐在现场的郭相颖心情紧张。有国外与会专家发问，“大足石刻”和“宝顶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颖拿出亲手绘制的长卷压缩版，来证明大足石刻的价值。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终申遗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颖说。
　　当地时间1999年12月1日11时45分，在摩洛哥古都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委会上，主持人宣布：“同意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影响 让大足石刻绽放光彩
　　1999年大足石刻申遗成功后，相关部门通过展览、学术研究、文艺作品、石雕产品等载体，让大足石刻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这一世界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光彩。
　　“申遗成功助推了大足旅游业发展，带动了旅游从业人员收入增长，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大足的支柱产业。”大足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大足还注重研发文创产品，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
　　在弘扬大足石刻文化价值的同时，大足积极发掘它的经济价值，石雕产业的发展便是明证。“申遗成功后，大足不断在城市建设中植入石刻元素，石雕产业迎来了发展机遇，高峰时大足有近2万名石雕从业人员。”该负责人介绍说。如今，大足城区的主干道和公园被各类石雕装扮得颇具特色。
　　2011年1月25日，“崖壁上的瑰宝：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展”在英国威尔士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是大足石刻首次走出国门办展。在此之后，大足石刻相继在加拿大、日本，以及天津、广西等地办展，所到之处都观众如潮。展览让世人近距离感受这颗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以外，也对外宣传了大足，宣传了重庆。
　　此外，“申遗”成功对景区当地的老百姓也带来了“福利”。宝顶镇老街的居民邓义才感受颇深，他一直在宝顶山景区摆摊卖各类旅游纪念品，或为游客拍照。据他称，申遗成功后，来这里的游客多了起来，他平均每天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收入，能养家。今年国庆假期，他收入最高的一天达到了1000元。
　　申遗成功后，大足石刻的文保工作也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经历数年的调研、修改，《重庆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出台，为大足石刻的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如今大足石刻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石窟造像研究和保护领头人。

记者 胡玉龙（图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