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国模（1895—1960），字范英，又名绍文，四川省大足县云路乡（今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人。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房东——红岩大有农场主人。

接受新女性洗礼
　　1895年，饶国模出生于一个追求民族独立解放、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饶树奇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屡试不第。大哥饶国栋，是老同盟会会员。二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模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然而饶国模并没有满足于旧学。她先后在云路乡小学、铜梁县女子中学攻读新学。在青少年时代，她就深受革命思想熏陶，特别是饶国梁的革命事迹和留下的一些气壮山河的诗篇，深深地影响着饶国模后来的成长。
　　1912年，饶国模满怀理想，远赴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在校长、同盟会员崔觉民的影响下，她接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应求得自身解放等进步思想，并身体力行。特别是她得知女中豪杰秋瑾的事迹之后，更加坚定了意志。在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自主婚姻。这时的饶国模，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先后在威远和铜梁等地任教，从事体育、物理、家政等学科教学工作。

怀揣实业救国梦想
　　1922年，因丈夫刘国华在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随夫携3个子女到重庆居住，过上相夫教子的家庭生活。然而，妇女独立自主的观念她并未淡忘，反而随子女的成长愈加强烈。1924—1925年，饶国模在北碚经营煤业，任职主干。1926年，参加重庆市妇女界组织的“各界妇女联合会”，她担任组织部的工作。1928年，饶国模与几个女性朋友成立“上海女子工业社四川分社”（总部在上海），并任经理。该社主要批发销售妇女所需的工业用品，其店员都是妇女，解决了一些妇女的就业问题。
　　20年代末期，四川军阀政府为了筹集军饷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开发重庆”这个诱人的口号下以低廉的价格抛售四郊无主荒地。经过踏勘，1930年，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用自己通过经营活动积攒下来的一笔钱，买下重庆化龙桥附近红岩嘴200多亩贫瘠的荒坡地，创办了“大有农场”，主要种植经营各种果树及花木。那时，红岩嘴一带人烟稀少，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附近居民才逐渐增多起来，成为后来的红岩村。

共产党的幕后支持者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挑起淞沪战争，再向华北咄咄进逼。饶国模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一样，忧心于国事，曾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从此以后，她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她的弟弟饶国材（作宾）1936年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侄女饶友瑚是当时重庆市学联的成员，也于193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有了他们给她灌输的一些新思想，饶国模对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1938年初，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妇女慰劳会。饶国模是重庆妇劳会的委员，兼劳动部部长，妇劳会里有共产党员陈奇雪。她们的具体工作是广泛发动妇女群众缝制背心慰劳前方抗敌将士，创办战地救护训练班，还募捐支援八路军。
　　就在这期间，饶国模的三个儿女都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些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常到她家进行革命理论的学习和讨论，也常带来共产党组织办的书报杂志。她平时粗茶淡饭，生活十分俭朴，但对这些青年朋友总是热情款待。当她发现儿女们都已走上革命道路时，十分高兴，并尽可能地掩护他们的秘密活动。后来，女儿刘纯化、儿子刘圣化经组织决定先后去延安学习，儿子刘参化经组织决定去新疆学习，饶国模都高兴地为儿女们送行。
　　1939年春，地下党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直接领导重庆高工校党支部。他到饶国模家给高工校的几个党员上党课。党课结束后，廖志高同志巡视住宅周围的环境，认为这里偏僻、幽静，离城较远，有利防避空袭。他知道饶国模是党的同情者，郑重地对饶国模的儿子刘圣化说，要把几位党的领导同志尽快地隐蔽到饶家来，同时考虑在红岩建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房屋。饶国模知道这是直接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便欣然同意了。
　　两三天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副处长周怡来红岩察看地情，与饶国模谈得非常融洽。对他们提出的要求，饶国模满口应承。“红岩”就这样翻开了新的一页。

共产党前台的工作者
　　1939年4月，在红岩嘴农场隐蔽居住的有董必武、何莲芝、博古、凯丰等同志。周恩来、邓颖超也常来这里。饶国模拿出积蓄，以她自己建房的名义，为新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划出土地，购买建材，雇用工匠。房屋建设完全按照周恩来同志审定的设计图施工。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帝国主义以百余架飞机组成编队连续对重庆狂轰滥炸，设在机房街（今渝中区五一路）70号和棉花街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炸毁。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连夜转移至红岩嘴农场时，饶国模除让出一栋瓦房及草房外，还帮助他们搭建一些临时的棚房，使他们全部得以安置下来，并为他们烧水做饭，热情款待。
　　不到半年时间，1939年秋，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建成，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至红岩嘴13号办公。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也从曾家岩(今渝中区中山四路) 50号迁来居住和办公。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也住在这栋楼房里。这栋外表简朴的建筑，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的指挥场所。
　　从那时起，饶国模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同安危、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刁难迫害，她学会了随机应变。在办事处迁到红岩后，有特务去家里责问她，她不慌不忙地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租约”说，他们出钱我就租给他们，再说现在不是讲团结抗战吗？特务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走了。实际上，办事处在红岩八年，她一分房租也未收过。
　　自从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们频繁接触后，饶国模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和董必武、孔原、龙潜等同志以及柳亚子先生曾一起吟诗唱和，她写下的许多未发表的肝胆照人的诗篇，表达了她的爱憎之情和高尚品德。早在1943年，国民党御敌不力失地千里，她《感时》写道：“抗战风云几度春，凯旋歌声不曾闻。窗前遥望西边月，可恨遮蔽有乌云。桃花林前须问津，捍卫首都无干城。红岩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她也曾深情地写道：“园地虽小堪屈膝，雅人借此可为家。”“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芒。”展望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未来，她吟出了“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即是众人家”的诗句。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离渝前写诗《题赠饶国模》：“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

光荣成为中共党员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迁往南京后，留下了继续在重庆工作的人员，饶国模仍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她用办事处交回的房屋办了一所“红岩小学”，让几名地下党员在那里任教，保持着党的一个联络点。上级党组织派胡南（即胡启芬烈士）同志到重庆担任市委妇委书记，也得到饶国模的支持和协助。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支持地下党组织办《挺进报》，还捐献钱物。这期间，她在政治上更加成熟，担任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妇女联谊会理事，完全接受胡启芬同志的领导。
　　1948年初，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特务疯狂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在这个时刻，饶国模却毅然地向
　　胡启芬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常委李维嘉代表市委批准了饶国模的申请，让胡启芬转告饶国模。可是，在饶国模被批准入党后不久，胡启芬同志不幸被捕，囚禁在渣滓洞，后光荣牺牲。饶国模失去了与党组织的直接联系,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批准入党。从此以后，饶国模的处境险恶，特务常常对她敲诈勒索。解放前夕，特务扬言：“刘老太太包庇共产党，非把她抓起来不可。”饶国模不得不到江北、大足等地隐蔽，直到临近重庆解放，才回到红岩嘴。
重庆解放后，在重庆举行的第二野战军和地下党的会师会上，她被邀请上了主席台，还戴上光荣花。邓小平同志在大会上称赞她是“革命的妈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饶国模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1日，饶国模在向党献上的一方鲜红的丝绸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楷书写道：“值兹西南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庆祝伟大纪念日无所奉祝，特将重庆市红岩村内房屋两大栋，果园一幅，连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献我人民政府。……谨献此地略表崇敬，并作永久纪念。”正因为有了饶国模无私的捐赠，为以后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饶国模历任西南妇联、重庆市妇联委员、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随后，她又担任全国妇联执委，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50年，周恩来总理特地邀请她去北京，在西花厅设宴招待她，并邀请当年在红岩村工作过的同志一同欢聚。大家亲切畅叙往事，一起合影留念。
　　1955年，饶国模离开重庆，迁居北京。她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突发脑溢血。经医治无效，于1960年6月14日病逝，享年65岁。全国政协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送了花圈。
　　1981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钱之光、童小鹏等四人合写文章《“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怀念黄花岗烈士饶国梁之妹饶国模同志》，谈到1948年重庆党组织处在最困难、最危险时刻，饶国模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宏愿，刚经组织批准入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和唯一联系人胡启芬同志牺牲，党籍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直到1981年5月，组织上才查清她的党籍问题，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作出《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党籍从1948年3月起计算。
　　记者胡才荣